魏明毅,心理咨询师/人类学研究者。
(资料图片)
看着这群码头工人的受苦,我在想一件事情,被卷入这样集体的苦难的,只是1980年代基隆那一群遥远的码头工人吗?是因为他们很边缘,很底层,很没有生活技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吗?
受苦的倒影
2023.07.22北京
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师,因为我也会到城市,到乡村,到滨海,到各种地方工作,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。我会在各种地方遇到各种人,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特性和类型,老人有老人的议题,小孩有小孩的议题。
工作十年之后,我发现了一个让我不太安心的地方:不论哪一个城市、哪一个乡村、哪一个职业类别或是哪一个年龄,进到这个小小会谈室的人,他们来谈的议题,都有一个是跟寻短见有关系的。
假设只是一位位来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往前走,那大概也可以说,他的个人或是家庭遇到了很特殊的困境。但是当我不论在哪一个地方,听到的话都是类似的时候,我觉得这太不正常了。
我尝试去问这些来会谈的人,但我发现无论怎样去问,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蛮片面的。在这个温馨的会谈室,我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片段的人,我没有办法去知道答案。
所以我停掉了我的工作,离开了会谈室,又回到学校念了人类学研究所,蹲进了一个田野。我想要留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,而不是仅做一次两次的访问。我想要知道,在会谈室打开之后,这一群人,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。
我选择了一个地方,它是台湾最北端的城市,叫基隆。
之所以选择这里,是因为它是台湾连年以来自杀率最高的城市。
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基隆,无论是坐车还是搭火车,一进到基隆站,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景象,“港市合一”。也就是你在市中心的同时,也能看到海港。
▲ 图片来源:魏明毅
在台湾,除了南投之外,每个县市都临海,但没有一个县市像基隆一样,它的市街就在海港的旁边。
当然,这跟基隆是一个丘陵地势有关系,它只有5%的平地,也就是说所有的店铺、交通运输的集合点,大概都会集合在小小的5%的平地上。
基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,它是台湾的雨都,《港都夜雨》这首歌就是唱的基隆。我曾经听我的报道人说,在他们小时候,大概1960年代或是1950年代,一年只有10天左右天晴。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,现在大概是因为气候整个大变迁,所以也不再有这个情况。
我想要说,很多人听到我说基隆是自杀率最高的城市,几乎100%会回答我说,那很简单,应该就是多雨吧,下雨就容易忧愁,就容易抑郁,就容易寻短。
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法说服我。我认为我需要经过更多的理解跟仔细的抽丝剥茧,才可以知道这样连年的高自杀率是怎么来的,所以我抱着这样的心情进到了基隆。
还没有跑田野之前,我没有去过基隆,所以基隆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那怎么办?后来通过我朋友的朋友,他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,叫阿华。
阿华是一个吊车司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,吊车司机的工作大概就是驾驶一个机械设备,它上面有一个很深的勺,把船舱底下的沙跟石舀起来再移动到岸上。
我第一天遇到的当地人,除了吊车司机阿华之外,还有我的房东,他也在码头工作,他是装卸工,负责装卸货柜。
装卸工分为两类,徒手装卸或者是用机器操作。机器有大有小,最小的机器大概是一人半高,最大的话大概有10层楼高。
▲ 图片来源:魏明毅
一开始我还觉得蛮巧的,第一天认识的两个当地人,他们都是码头工人,后来我发现这好像不是恰巧。
因为之后我遇到的当地男性,比如说阿华的朋友、房东的儿子,或者是我在小吃摊吃东西时遇到的陌生人、我去问路搭话的人,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在码头工作。
除了吊车司机、装卸工,货柜车司机也是码头工人的一种。李正德就是一个货柜车司机,他是我之后田野的一个主要报道人,负责开大型车子进到货柜船旁边装卸。
▲ 图源网络
我在这里认识的人,他们的工作都跟码头相关,比如市街上面卖小吃的摊主可能是码头工人的太太,这种产业也是应着码头而生的。
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,他们虽然在这里工作,可是他们都是异乡人,很少有基隆当地人。在我认识的码头工人里面,除了像李正德这类货柜车司机之外,其他几乎全部是外乡人。这是为什么呢?
码头工作其实很辛苦,不论刮风、下雨或是天热,你都要进码头,所以当地人在找得到其他工作的时候,他们是不太愿意进码头的,虽然收入是相对丰厚的。
而这群码头工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,台湾东北部的宜兰、中部的鹿港、还有更靠海的清水。因为基隆码头是国际货港,比起他们在家乡务农也好,还是在宜兰港、台中港也好,收入都要好很多。所以那时一大批壮丁跟少年就被吸引到基隆码头上。
这个异乡人的身份是重要的,他们在刚进到基隆的时候,和我一样也是人生地不熟,所以他们最先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,就都会是相同背景的异乡人。
我在跟这群人谈话聊天的时候,很意外地发现,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一定会连接到某一个时代,而且在连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,他们说话的神情跟语气,会跟平常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。他们的音调会变高,下巴会微微抬高10度、15度,看上去意气风发。
他们称那个时代为“红透半边天”。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?
在1984年,基隆是全世界第七大港口。各位可以想象,那时整个基隆港口是24小时开放营运的,它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,没有除夕夜,没有新年,因为有非常多的国际货柜船要进来,每次停泊都是有费用的。
船进来之后,必须马上有码头工人进行装卸,所以它不只是白天有着络绎不绝的货船,到了晚上,那个巨型的探照灯,照着不间断进出港口的货柜船,整个码头上空都被照得红彤彤的。
▲ 图源:基隆文化局
因此谈起那个年代,码头工人就会是一个很骄傲的口气。
这个红透半边天,不是只在码头上,如果大家还记得基隆是“港市合一”,当码头上面是红彤彤的时候,码头之外的那些市街上,到了夜间同样是一个热闹闹不夜城。
码头工人告诉,那时候他们的世界大概切成了三个部分,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上工,这跟国际贸易船非常频繁的进出是有关系的。
我讲一个例子各位可能就会明白。在1980年代,一个码头工人或者是货柜车司机,他们一个月的本薪加外快有时候可以到20万台币,那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
因为进出的货柜非常多,每一个货柜主都要抢时间,都希望快。比如他本来排队排在第十个,希望自己挪到第一个,就会给码头工人塞红包,但是排在第十一个的也希望排在第一个,他就会再给更多的红包。
这群码头工人的本薪也许是不多,但是那个外快是非常非常惊人的,所以在那个时候,他们很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太一样。
李正德就跟我讲过说,当时他很容易和老板有冲突,但是跟老板吵架没有关系,我车钥匙交还给他就好了,因为还有一大串的车钥匙在等着他去挑选。所以那是一个事求人的年代,码头工人的上工时间也就非常地长。
小吃摊的报道人也告诉我说,在1980年或者是1970年代,“做一摊苦力,胜过做三摊海三厂”。意思是说,做一桌码头工人赚的钱,可能胜过做三摊的公务人员。你就可以想象,那个红透半边天在市街上面的景象是什么样子。
那他们上工之后就回家吗?没有,还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候工。为什么要候工?因为在1980年代、1970年代,科技发展还不像现在,不是大家都有手机,也不是大家都有车。
船随时会进来,随时需要有工人能够马上上岸,所以你不能走远,你要在岸边,能够随时被工头叫得到,这就形成了一个候工的文化。
当码头工人下工了,他们会想要休息一下,想要去找个地方跟同事坐一会,聊个天,那么就不太可能吃个饭就结束,它是长时间的。
茶市是候工的重要场所之一,因为这里有很舒服的沙发,灯光是昏黄的,会有KTV,会有热炒,会有酒,会有女性服务员。在这个地方,大家会围在一起聊天,可以久坐。
为什么要有女性服务员,为什么要有酒?其中一个报道人跟我说,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干坐着,不知道要怎么聊天,当有酒的时候,男人讲话才会自然,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,整个气氛也会柔和一些。
▲ 图源:《雨都漫步》前卫出版
整个茶市的文化在当时是非常鼎盛的,在一个小小的大概两三公里的范围里,就有上千家类似的茶室。
长时间的上工,长时间的候工,但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,当你的时间被国际货船、国际码头给绑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的时候,那就代表你被带离了家庭。
这群码头工人在家里的时间非常短暂,通常就是回去就睡了,醒了就再来候工——变成了一个缺席的丈夫和缺席的父亲。
李正德有三任老婆,这在当时的基隆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,我访问的主要报道人,他们几乎都有两任或是三四任女朋友。你就可以想象,他们在亲密关系里,大大小小的冲突大概会经常出现。
像李正德这样的,我跟老板吵架,车钥匙交出去就好了,我跟老婆吵架,她要离婚,好,那就离婚,因为他觉得他总能有其他女朋友。所以在那个时候,基隆港的离婚率也是全台湾第一高的。
但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,在男性观点里,孩子没有办法离,孩子对这群码头工人来讲是血脉、是亲缘,所以他们会把孩子留在身边,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伴孩子。这一点我待会详细讲。
在跟这群码头工人聊天的时候,他们接着讲的第二个很明显的关键字就是“死港”,也就是在聊“红透半边天”时,大概几分钟之后他们就会说,可是现在基隆港死掉了,它现在就是一座死港。
在1990年代,国际货柜船跟着更低廉的人力市场离开了基隆码头,这群码头工人跟国际线的线就被硬生生地剪断了。之后整个码头船也少了,也机械化了,本来十个工人只剩下两个,绝大多数的男人都被驱逐出了码头。
▲ 基隆码头,图片来源:魏明毅
我在2010年代去跑田野的时候,曾经问了还在码头的工人,其他人现在都去了哪里。大概的回答就是,他们去开了计程车,因为它的门槛相对容易跨过去,第二个就是去大卖场当保全,第三个大概就是成为街友。
但各位可能会想,当初有成千上百码头工人被逐出码头,他们不太可能都开计程车去了。但我再追问时,其实是没有消息的,至少还在码头上面的人是没有办法回答出来的。
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,这也就是说,当工作断了,它代表的不仅仅是金钱收入的停止,还有人际关系的切断,跟朋友、跟同事之间关系的切断。
我在基隆的时候每天就是跟着码头工人,只要他们愿意让我跟,我就跟着去任何他们去的地方。比如我最常待的一个地方就是候工室,但其实候工室通常都没什么人,大概两三位,然后去看一下船班就走了,大家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时间并不太多。
再来我也常常到市街上面去,因为码头工人讲红透半边天的时候,他们讲了非常多茶室的情况,所以我特意去找。你们之后如果到基隆的话,就往更南的方向走,在夜市的后面,沿着铁轨就可以找得到。
但我走到那条路的时候,门大部分都是关着的,很多招牌还挂着,可是都是灰尘,旧了也破了。曾经那么热闹的一个场所,现在全部都跟码头一样,整个安静下来了,所以死掉的看起来不是只有港口,还有其他的东西。
我想要再谈谈李正德,因为李正德是我从头到尾跟得最紧的报道人。我跟着李正德上他的货柜车,他很准时,通常6点就会把他的大货车停在港边,停下来之后开小车回到家里,6点半他就可以到家。
我就问他,你以前有这么准时下班吗?我发现你每一次都是6点半到家,他说怎么可能。现在的准时在家,事实上显现的就是,那是一个已经没有活动的生活空间。
但是李正德的在家,是我们大家想象的家吗?
李正德答应让我跟着他回家的第一天,他回家洗完澡,他的妈妈在厨房煮饭,他的孩子在他的房间,他的女朋友在厨房帮妈妈准备东西,那时候还是女朋友,后来结婚了。
我跟李正德就坐进客厅,他坐下来后第一个动作,是先拿出一个玻璃杯放在茶几旁边,他有一大罐的酒,但只倒了半杯,然后加了半杯矿泉水。
我就问他,你为什么只倒半杯,是酒喝慢一点可以省钱吗?他看了我一眼就摇头,眼神跟讲红透半边天的时候不太一样,他变得比较安静。
他说我让这一杯酒加水,是希望自己能够醉久一点。他不希望自己烂醉,但是希望意识稍微模糊一点。从6点半下班一直到10点上床,这一段时间里,他希望不要太清楚。
我说,不要清楚什么?他说,我就可以不用去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跟我讲话,为什么晚餐时我的孩子不看我,从我下班到我上床,我跟我的小孩没有办法对上正面。
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里会觉得这个就是男人的苦难吗?还好呀,小孩子都没有跟他恶言相向。
我想要再讲第二个人的故事,王家龙。
王家龙他是一个桥式机司机,他也是装卸工,就是开那个10层楼高的司机。在码头变成死港之后,他开始想要回家去做回一个爸爸的样子。
因为他跟其他的码头工人一样,只能回家。他离婚了,所以他到前任太太的家里去,想跟他的孩子碰上面。可他发现不论在什么时间去,很奇怪,永远遇不上他的小孩。
有一天就很凑巧,他到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等孩子回来,不小心就看到小孩子已经进了家门,看见了他的摩托车之后,转身就走。王家龙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老是遇不到自己的小孩。
过一段时间之后,王家龙不相信,他觉得我是你老爸,再怎么样我都是你老子,他不相信血浓于水这件事情会这样断掉。当时他的孩子在南部服兵役,在孩子三天的省亲假期,他跟码头请了假,特地到南部去找他小孩。
他带孩子去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,和往常一样,从坐下来到离开,孩子一句话都不跟他讲,问他话就是点头或是摇头。王家龙是一个个头非常高看起来很彪悍的男人,他告诉我说,他觉得很难堪,他不知道怎么办。
于是第二天跟第三天,他就租了摩托车,载着孩子绕了两整天南部的县市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他告诉我说,这样至少我可以假装我跟我的孩子不是没有话说。
▲ 电影《阳光普照》截图
各位,不论是王家龙还是李正德,他们的无能为力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不够gâu,意思是这个人没有能力,他没有本事。
我讲到这里会掉眼泪,是因为有一些悲伤、有一些受苦,它是很明显能被看见的,有些难受是很清楚会被发声的,但是我在这群码头工人身上所看到的是,他们的苦没有办法发声,而且是一个集体的现象。
我看到的是,死的不只是港,它是这群码头工人生活世界的静寂跟死寂,到最后他们下了一个定论——自己不够gâu。
他们被国际航线、被政策、被地方文化集体推落,但是这群码头工人反而认为,所遭受的一切是因为自己不够gâu。他们感受到的是一只只的孤鸟,这才是问题所在。
对我来说,这不是码头工人中某个人的苦难,不是王家龙,不是李正德,不是阿华,也不是我房东,不是他们个人的不努力或是不积极,或是作恶,而是这个社会所造成的集体性的苦难。
这件事情要被看见,如果没有被看见,我们就会把这样社会性的苦难转移、扭曲、误解成一个个人的议题,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。
因此看着这群码头工人的受苦,我在想一件事情,就是被卷入这样的集体的苦难的,只是1980年代基隆那一群远远的码头工人吗?是因为他们很边缘,很底层,很没有生活技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吗?
不是,他们即是我们,差别只在于时代,在于不同的产业,在于不同的区域。
我作为一个心理师,在 2023 年我的工作还是稳定的,可是十年后会不会还是稳定?我不知道。就像台湾有一段时间有机师、工程师解雇潮,也有出现类似这种被甩出的情况。因此我在谈的这群基隆码头工人,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的故事,他们一直都是我们。
我把基隆工人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,叫《静寂工人》。在分享新书的时候,我会一直不断谈这件事情。有一个研究生,他是社会学背景,然后他就跟我说,老师,我知道它就是跟社会结构有关系,对呀,然后呢?我们又动不了社会结构。
我仍旧是那个疑问,我说,是吗?我们会不会忘记了一件事情,社会结构是每个你跟每个我,还有每个他组成的,所以当我们觉得一个社会结构不对劲的时候,我们打开门离开,那么这个社会结构就一定会改变。
每次我在讲类似静寂工人的话题的时候,很多人会说,你现在虽然在讲他们的故事,你在大声疾呼,但你自己过得很好,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人到底在受什么苦?
我想要拿一个证据出来。就是在我写完《静寂工人》、跑完12场新书分享之后,整整一年时间,我发现我很沉重。我的工作还是一样在持续,可是我非常重,我发现自己不对劲,但是我很贪恋生活,我很想要好好生活。
我决定要替自己做一件温柔的事情,就是我尽可能推掉了两个月的工作,然后离开了家里,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每天走路,从我住的地方走到老城区,来回十三十四公里,就这样走了两个月。
▲ 图片来源:魏明毅
各位可能会说,你走路有办法改变社会结构吗?你走路有办法改变这些码头工人所寓言的未来吗?我不知道,但是我只知道我现在必须采取一些行动。
那我采取的行动是什么?就是必须要让自己的沉重慢慢被消化掉,我也不知道走路会不会有效,我只知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。于是我在这样走了两个月之后,我轻了,我好了。
所谓轻的意思是,本来长进我的肉里面的码头工人的生命故事,已经换到我的手上,我可以看得见,即便我现在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,我仍旧是难过的,仍旧是哭的。
可是各位已经看见了,我可以一边哭一边练习把事情给讲清楚。苦难没有消失,但是苦难跟我的关系已经变换了,它从我的身体里到了我的手心上面。
每个人都会面对苦难,只是在不同时间而已。因此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别过头去,不要假装问题不存在。如果刚刚我讲的各位都忘记了,没有关系,你们可以把这句话拍下来,“不要忽视苦难,要去凝视它”。
谢谢大家。
文字版内容根据试讲有所增补。
策划丨Holiday 挠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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